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现代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优势，这个优势不是指发展水平，而是指相同起点和资源禀赋的国家选择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稳定、发展更快和权利分配更加平等。受苏联控制或者影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

马克思深刻地预见到，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未来的景象。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新征程，基本价值是共同自由。立宪党导制的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即公民将一部分权利保留，也就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容许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公民赋予先进党一部分权利，由先进党领导人民前进。苏联长期所采取的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人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计划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率。也就是说，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必然要经历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阶段。

现代政治都是立宪政治，任何文明国家都应该也将会接受宪政价值，因为宪政是宪法下的政治，保障的正是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有着90多年历史、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最终解散，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最终解体。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互联网+的产品——滴滴打车迅速成为150亿美元估值的公司，就是因为有巨大的社会需求未被满足。

这是当时的价值规律，贵的东西需求量就少。后来马尾区电信局知道后就搬出一部法律叫国家电信专营，说他扰乱市场秩序，所以没收设备还抓人。美国人的出行结构中出租车占的比例仅为1%，大部分人出行靠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不发达。私家车其实并不经济，有时候时间紧急只能选择开车到达目的地，而网络专车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性服务。

优步在美国为什么发展得很好，是因为美国的出租车非常落后。互联网是IP，在基础通讯网络上加上IP，把语音转化为数据包并且可以在一条线上跑好多包，互相不影响，这样就有好多人可以在一条线上打电话，那个数据包传过去再还原，这个东西当然就便宜，但是一便宜就会冲击原来的存在的。

微信刚推出的时候，电信部门看到微信发展的迅猛势头提出要向微信收费，但这个问题吵到最后经过多方斡旋，最后电信部门和通讯商并未对微信收费，否则当下微信的使用也不会这么频繁，移动互联革命也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下策就是出台一个政策法规，但在实施过程中反复修改，最后谁都不满意，实践效果很不理想。为了刺激人们买东西，他就提出你买一百块的东西奖励打几分钟电话，这个电话就是网络电话。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福建福州马尾区当年有个城市兄弟，是民营的小业主，开了个商场卖东西的。

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如果出租车可以砍价，那么砍价的收益抵不过他的成本。这就是互联网人在创业时经常讲的要找到一个痛点，所谓痛点就是社会有巨大的需求未被满足，随后新技术有助于攻克它。中策是可以推出一个有原则性的条例，鼓励创新、鼓励尝试，可以让地方先行，不同的城市采取不同的应对办法，交通部再总结经验。现在很多人攻击为什么私家车可以盈利，而私家车盈利在我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权衡技术的创新性与社会利益的适用性 传统的东西如果真的比较完善，新技术想要攻克它是非常难的。最后电信部做出回应，修订条例将IP电话写在了电信专营中，条例在当年年底通过。

互联网的出现触动了原来的格局，触动了原来大家习惯的生活秩序，触动了原来的观念和利益，这就形成了一个时期所谓的热点问题。比如互联网上令各国安全部门头疼的暗网，很多恐怖主义活动大量利用暗网从事恐怖活动，这也是互联网＋。

虽然它加入了加密技术让我们的通讯变得更加便利，但是很多有不良企图的人也试图利用它，所以这之间的权衡需要我们思考。城市兄弟用互联网电话是合法的，他交齐了网费只用一个耳麦就可以打，他开始是奖励机制，买一百块钱打两分钟，后来发现很多人来买东西就是为了打电话，他干脆就把这个业务变成独立的业务。自从1960年科思的论文之后这个思维就已经动摇了，但这篇1960年的论文应该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共享的，他对我们思考社会中的成本、收益、损害、交互损害问题都有启发。这种出行模式的变革是有利于城市交通的，它可以更好地利用价格机制，不需要用道路资源而是让价格来发挥作用，它利用信息技术替代了约束条件，同时这又是一个共享经济。我们国家特别是在一些新兴城市，商业布局是非常落后的，所以从阿里的指挥中心看，很多包裹都积聚在新兴城市。网约车的革命性在于在网上砍价不占用道路资源，可以用价格机制在空中不能够完成的喊价机制，这样就把传统出租车不能利用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个关键的命门打开了。

IP电话也是互联网的一个应用，它刚诞生的时候是离谱的。福建省都是侨眷，侨眷要跟海外通话，那时候中国电信的国际长途每分钟是28块到32块人民币。

一个新技术跟一个社会原来的秩序、法律、既得利益相矛盾所出现的问题 由于目前大量创新经验不足，善性恶性还无法区分，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要高举创新的旗帜，还要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这类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只能根据现实发生的案例来衡量。中级法院的法官第一次就开始在法庭上请多方证人来讨论这个问题，把法庭变成互联网普及的场所，弄清楚这个电话跟原来的电话是不同的。

1995年已经可以打网络电话，但那时候技术不过关，回音特别大，所以没有商用价值。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新事物出现却必然对现有秩序形成冲击，也就是说，新事物或者新的创造，往往要面临着法律、文化和社会利益的适用性问题。

之后两三年以色列公司率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变成一个专利，就可以在互联网上打电话。英国伦敦曾经通过一部很有名的红旗法，就是汽车在街上行驶时，前面得有一个人举着红旗导引，汽车的速度不能超过人的速度，否则就是不当竞争。网约车即所谓的私家车参与营运服务，在中国这么多城市那么受欢迎，它跟城市交通的特征密切相关。那时候第一次国家IP电话的定价就是四块八一分钟，这是城市兄弟定的。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巩固创新并合理解决创新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在当代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互联网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原来的越落后，新兴的替代性就越强 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任何事情都要于法于理有据，要符合现存的秩序。

因此，一项新技术如果是适用的，它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利益，从长远来看这种社会利益是无法阻挡的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反思既有裁判规则的合理性，及时作出修正。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后，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关系更加明确，责任分配与责任主体的归属也更趋清晰。所以，理赔数额不能达成一致，赔偿数额无法达成和解。

还有，在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司法理念之下，以机动车风险为标的的各类保险纠纷，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理论研究，都倡导甚至追求在同一诉讼中处理，如此，案件审理在计算上的复杂程度、专业化程度，也随之上升。在当事人一方，实现电子化送达以及诉讼费的电子支付甚至诉讼文书的自动生成。全国法官总数约为19.88万，平均每个法官每年花在这类案子上的工作时间超过一天。随之而来的，是交通事故的直线飙升。

换句话说，它总是效益递增的而非递减的。尤其是，裁判规则与现实生活的互动，更有可能是可视化的而非臆测或推断的。

它更是一个数据的挖掘系统和利用系统。司法裁判规则对于实务的影响往往仅限于个案判决。

它不完美，但互联网思维之一，不就是不可能有完美的产品吗？ 它需要改进，但互联网思维之一，不就是快速迭代吗？ 它需要适应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但互联网产品的特征之一，不就是定制化和精准化吗？ 它还需要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和部门壁垒，但这个时代的现象之一，不就是技术发展引发制度进步吗？ 我们知道，关山难越，这只是一个开始。从技术的角度看，对于高度雷同的重复性劳动，就应该让机器来完成，而仅让法官依据他宝贵的经验与知识，作关键性的判断。